保護民營企業實際上是保護自己

兩會期間，官方再表態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接著，浙宣公眾號發文《別讓“污名化”言論干擾民營企業》，澎湃新聞發表社論《個別自媒體給民營企業家扣上“漢奸”、“買辦”帽子，嚴重挫傷預期和信心》，反對給民營企業家扣帽子、打棍子。

民營企業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從歷史的縫隙中生長起來。今天民營經濟體（民營企業、工商戶）超過1.6億，80%的城鎮勞動者在其中就業賺錢。從規模和效率兩個角度來看，民營經濟幾乎等同于國民經濟、政府財政收入、千千萬萬家庭的財產與權益。但是，民營企業依然受身份困擾，依然看風向行事，依然需要官方“千呼萬喚”，練就了一身敏感體質。這是當今這個時代最大的懸疑。

民營企業到底是什么？

本文從國家、政府和個人三個維度來分析民營企業的內涵與價值。

發展民企等同于發展國民經濟

從規模與效率兩個方面來看，民營經濟幾乎等同于國民經濟，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的基本盤。

截至今年1月，中國市場主體達1.7億戶，全國登記在冊個體工商戶達1.14億戶，企業數量超過5000萬家，民營企業占企業數量比重達到98%。

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大家都非常清楚，即貢獻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80%的外貿貢獻率，90%以上的企業數量。

實際上，這些數據被低估。如果把國企拿掉，民營企業可以撐起剩下的數據。但是，如果把民營企業拿掉，國企還能否撐起另外一半的稅收（其中還有外企部分）。煙草、電力、電信、銀行、石油等非競爭性國企，他們的營收和利潤其實是民企和民眾繳納的稅收。按照等量代換原理，國企中的不少產值、稅收、就業、出口、技術成果等，間接上也是民企民眾提供的。

具體來看，民營企業在創造就業、技術創新、出口貿易等方面的作用更為明顯。

就業方面，大部分打工人都在民營企業中就業工作、賺錢養家。經濟學家任澤平在澤平宏觀發布的《中國民營企業百強排行榜2023》顯示，2012年至2021年，全國城鎮就業人員從37287萬人增至46773萬人，增長25.4%；其中，城鎮私人企業就業人員和個體就業人員分別從2012年的7557萬人、5643萬人增至2019年的14567萬人和11692萬人，增長分別為92.8%和107.2%。其中，2021年京東吸納就業人數達到38.5萬人，位居第一；比亞迪、阿里巴巴、立訊精密就業人數均突破20萬人。

在非競爭性國企中的大量就業，尤其是冗員部門的低效就業，本質上是財政供養。廣大民營企業和民眾購買非競爭性的國企提供的產品（石油、電力、煙草），相當于給國有部門繳納稅收，支撐大量低效就業。所以，民營經濟體所承載的就業規模其實被低估。

出口方面，制造民營企業撐起“世界工廠”，外貿民營企業每年賺取大量外匯。2022年，民營外貿企業51萬家，進出口值達到21.4萬億元，增長12.9%。民營企業進出口規模所占比重達到50.9%，較上年提高了2.3個百分點，年度占比首次超過一半，對中國外貿增長貢獻率達到80.8%。

民營企業在外貿中的作用也被低估。今年前2個月，民營企業進出口3.16萬億元，其中出口規模達到2.14萬億元，占出口總額的61%，進口1.02萬億元，順差高達1.12億元。而同期國有企業出口2889.3億元，僅占出口總值的8.25%，進口達到7596.1億元，是同期出口規模的2.6倍，逆差達到4707億元。民營企業出口是國企的7.4倍，主要負責賺外匯，國企主要負責花外匯。問題是，沒有民企大量出口創匯哪來的進口？

需要注意的是，今年前兩個月，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1.95萬億元，下降12.2%，占外貿總值的31.6%。其中，出口1.05萬億元，下降11.1%；進口8962.1億元，下降13.4%。在外資企業進口、出口均較大幅度下降之際，民營企業維持著中國出口的韌性。不過，歐美推動去中國商品化和全球產業重組，給中國民營企業出口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所以，保護民營企業就是保護出口，保護出口就是保護民營企業。

技術方面，民營企業是技術創新活力最強、創新效率最高的企業。從2012年到2021年，私營企業申請專利的數量占比從29.4%上升到51.4%。在民營企業中，騰訊、百度、阿里等互聯網公司的研發投入最高，研發費用占營收比重均超過10%。

這次政府機構改革，強化了科技部，試圖用新舉國體制攻破“卡脖子”技術。其實，越是這個時候，民營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作用就越重要。與二戰后的鋼鐵洪流不同，現代先進技術如芯片都是高精尖技術，它的特點是全球化、專業化、高密度的產業分工與協作。ChatGPT的出現表明，人工智能不僅需要小而精的創業型技術企業，還需要大型平臺在算力和數據上的支持。政府要發展高精尖技術，離不開海量民企的高密度的技術分工與協作，還需要出色的風投、會計、設計、法律等民企參與。

民營企業強大，國民經濟強大；民營企業蕭條，國民經濟自然蕭條。過去，經濟發展得好，主要是民營企業發展好，每年創造大量的就業、稅收、產值、外匯、新技術和新產品。近些年，國民經濟遇到困難，表面上是疫情問題，實際上是民營企業困難。

數據顯示，截止2022年末，中國前100大上市公司中，民營公司占比從2020年的54%下降11.2個百分點至42.8％；全年規模以上的民營企業工業生產同比增速下降7.3個百分點至2.9%，12月同比增速更是降至0.5%。在前100強的民營開發商中，超過60%出現各種債務違約、樓盤爛尾等問題。

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國民經濟自然也就困難。當前，民營企業最大的困難是預期問題。官方三番五次地重申“兩個毫不動搖”，反對“污名化”言論干擾民營企業，就是想穩定預期。

在中國，民營企業的預期主要是安全感的問題。民營企業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從體制改革的縫隙中艱難地生長起來的。如今，民營企業規模已經非常大了，但還存在身份困擾。民營企業到底是什么？它的定位是什么？如何賦予合法性？把民營企業當作自己人，法律上如何切實保護民營企業的產權與行為。長期以來，民營企業習慣了看風向行事，非常了解中國社會的游戲規則，養成了一身敏感體質。

如今，民營企業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在“安全與發展”復雜形勢下確定穩定預期。這條由意志構筑的道路，上限和下限并不穩定，民營企業沒辦法看風向行事，還擔心觸碰安全邊界。越強調安全，就越沒有安全感；老板越沒有安全感，下面就越沒有安全感。在這種形勢下，民營企業需要一個過程來適應和建立新預期。

做大民企相當于做大國有財富

最近，王明遠撰寫了一篇文章《沒有發達的民營企業，就沒有強大的國有經濟》。這個角度有意思，現在的有識之士為民營企業說話、擴寬一些發展空間，其實不是容易。

王明遠通過數據統計發現，民營企業發達的地方，國有經濟更加發達，國有資產規模更大，國有企業利潤率更高；相反，民營經濟凋敝的地方，國有經濟也不振，國有企業虧損嚴重。廣東、上海、江浙都屬于前者，東北屬于后者。

一般認為，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是相互排斥的關系，民營企業發展競爭了國有企業資源，國有企業發展擠占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經濟學中用擠出效應來解釋。過去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發展不好，基本上是國有企業自身的問題，而民營企業發展好可能會促進國有經濟。

民營企業與國有經濟之間的這層關系，只是一種相關關系，還是存在內在的因果關系？

下面我從經濟學的角度試圖做些解釋。我們先思考一個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為啥不賺錢，虧得一塌糊涂？

原因很簡單，當時沒有真正的價值創造主體。改革開放后發展市場經濟，價值創造主體出現了，那就是競爭性的民營企業和競爭性的工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民營企業強大的競爭壓力之下，大批國有企業破產、倒閉、消失。這段記憶告訴很多人，民營企業競爭了國有企業的生存空間。

但是，現在的國有企業為啥又賺錢了？這跟民營企業有沒有關系？我想這里面可能存在至少三層關系：

一是納稅效應。

大量競爭性的民營企業和工人成為壟斷性質國有企業的龐大買方，他們創造了巨大的增量財富進而為壟斷性質的國有企業創造了巨大的需求、貢獻了龐大的利潤。比如，計劃經濟時代的石油公司為啥虧本？如今的“三桶油”為啥日進斗金，成為世界五百強？石油公司改進了技術，還是改進了制度？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三桶油”分享了民營企業創造的巨大的財富紅利，無數工廠、企業、車主為他們提供營收。在珠三角、長三角經濟發達地區，國有高速公路、高鐵、地鐵、航空、機場、電力、水務企業收益不菲。相反，經濟落后地區的國企，即便處于壟斷地位，依然門庭冷落，生意蕭條。原因是缺乏民營企業這個稅源。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壟斷性質的國企營收和利潤本質上是稅收。民營企業、廣大群眾購買石油、電力、香煙和通信網絡，表面上是與這類國企做市場交易，實際上是給國有部門繳納稅收——壟斷性國企向政府提供利稅，但目前利潤上繳率偏低。這就是民營企業的納稅效應。

數據顯示，2022年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39.6萬億元、同比增長9.1%，實現利潤總額2.6萬億元、同比增長6.2%，上繳稅費2.8萬億元、同比增長19.3%。

所以，民營企業的納稅效應大大增進了國有財富，為壟斷性質的國有企業提供了巨大的收入、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公共財政收入。

二是競爭效應。

與計劃經濟時代相比，現在的國企數量要少得多，其中部分國企，如房地產、醫藥、金屬加工等國企，存在一定的市場競爭。民營企業的競爭可以促進國有企業自我改進，表現為股份制改革、完善治理結構、引入人才等。過去，厲以寧先生推動國企股份制改革，吳敬璉先生主張使用價格機制推動經濟改革，兩位先生都是試圖引入市場競爭來突破體制障礙、提高經濟效率。

比如萬科，早期大股東是華潤，屬于央企旗下公司，后來華潤股份被深圳地鐵接收，成為地方國資背景的股份制公司。萬科的公司治理結構是比較先進的，內部和外部競爭都比較強，屬于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企業，同時創造不錯的經營業績。世界上也有一些市場化程度很高的國資背景企業，比如新加坡的淡馬錫、德國的大眾汽車等。在中國，民營企業發展比較好的時期，出現了一些競爭和創新意識強的國企掌門人。比如掌管過華潤、中糧和中化的寧高寧，還有招商銀行的馬蔚華和中石油的傅成玉。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出現了一些經營效率高的國企和國企背景的股份制企業，比如深圳的萬科、華僑城和香港的招商局。這些競爭性的國企提高了國有收入、做大了國有資本。

所以，國企的強大主要靠自己在競爭壓力下不斷地市場化改革。

三是外溢效應。

不少國企是資源型國企，掌握土地、煤炭、石油、礦山等資源。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資源并不值錢。改革開放初期，一些土地以極為低廉價格長租給港商臺商。為什么？因為沒有流動性（流動性不等于央行印錢），沒有流動性就沒有財富，資源無法變成資產，更無法變成資本。港商臺商注入了第一筆大規模的流動性，然后是外資，而更大規模的流動性來自民營企業。

過去四十年，民營企業創造了巨大的財富，這些國有資源自然也水漲船高、價值驚人。根據《國務院關于2020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2020年，全國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總額43.5萬億元、負債總額11.2萬億元，凈資產高達32.3萬億元。

在長三角、珠三角，很多資產已經證券化，資本市場進一步推高了國有資產價格。以深圳為例，2020年，深圳國資國企總資產突破4.1萬億、凈資產突破1.4萬億。王明遠統計發現，深圳一市的國企利潤就超過黑吉遼蒙津蒙冀晉陜豫甘寧青新等十四省市區。很多人沒想到市場化程度這么高的深圳，國有資產這么龐大。

深圳國企數量多嗎？不多，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就有這么多。過去五年，深圳國有企業的總資產、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分別增長3倍、4.8倍、2.2倍。與內地很多國企“管資產”不同，深圳國企主要是“管資本”，深圳市屬國資資產證券化率達58.8%。

比如，深投控總資產8439億元，過去五年增加了93.9%。這家企業投資了平安、天音控股等不少企業，這些企業的股票上漲，進而推高了國有資產。深圳地鐵總資產5986.49億元，過去五年增長849.3%。深圳地鐵的資產增值主要來自其控制規模龐大、價格大幅上漲的土地，以及控股參股的公司股票溢價。

反過來說，民營企業資產和收入萎縮，國有資產也同樣萎縮。“中概股”市值暴跌、房地產企業資產滑坡，股票、土地等國有資產相應受損。

邏輯上，有兩點是比較可靠的：一是民營企業強大，國企不一定強大，但國有財富規模（財政稅收、土地國有資本）肯定更大；二是沒有民營企業，國企可能很大，但國有財富肯定大規模萎縮。

保護民企實際是保護國人自己

民營企業，利國利民還利己。保護民營企業等于保護國民經濟，保護國民財富，保護千萬家庭的就業、收入與財產。

民營企業，跟我們普通個體，到底是什么關系？

從自然法的角度來看，民營企業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它的合法性等同于我們個人存在的合法性，它的存在就等同于我們個人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的存在。

民營企業是一種法人。法人的本質就是法人能夠與自然人同樣具有民事權利能力，成為享有權利、負擔義務的民事主體。現代法律為什么要將企業確定為法人？自然法可以解釋，企業之所以具備民事權利能力，是因為企業背后站著自然人。

從自然法來看，民營企業只是一個“軀殼”，背后就是我們個體，對應的是我們個體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

剝開民營企業的外殼，我們看里面有什么？有財產，其實就是我們個人的財產權；有經營、交易、生產、投資、融資等權益，其實就是我們個人的自由權。反過來說，民營企業資產被侵犯，就是我們個人的財產被侵犯。民營企業的交易行為被判定為投機倒把罪，就是我們個人的交易自由被強制、遭受迫害。

受歷史傳統的影響，一些人說到民營企業資產就想起了私有財產“原罪”，說到民營企業的自由意志就擔心他們壟斷貨源、欺行霸市、哄抬物價、擾亂市場。

我想從自然法的角度消除這種“私有恐懼”。其實，民營企業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民營企業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就等同于我們個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的存在。

個體的存在為什么具有合法性？個體由一系列權益組成，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生命權是最初始的財產權，每個人的生命都屬于自己，不能被任何個人、任何組織支配和侵犯。與生命同時存在的是行為，生命賦予了人的行為自由權。人的生命和行為衍生出創造能力，比如說話、畫畫、唱歌、跳舞、鑄鐵、雕刻、剪裁、建造等等。這就形成了廣義上的財產權，包括知識產權、不動產權。所以，廣義上的財產權實際上是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衍生的產物。這就是羅斯巴德的智慧。

如果你認可你自己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你自己的生命屬于自己、你的財產屬于你自己、你的言行屬于你自己支配，那么同樣的權益也天然地歸屬于民營企業。因為民營企業的權益就等同于我們個人的權益。

過去40年，中國民營企業從縫隙中生長與發展，它不斷地為我們個體拓展更多的呼吸空間、自由權利、財富與想象力。因為民營企業，可以生產和交易，可以賺取勞動成果，普通人從而獲得了經營權、交易自由，還獲得了屬于自己的財產；因為民營企業，農民可以進城打工，打工人可以落戶城市，企業主可以購買土地使用權和建房，更多年輕人可以上大學，普通人從而獲得了遷徙自由、受教育權、就業權、土地使用權和不動產權以及分享城市公共用品的權利。

從現實來看，今天的私人市場主體，包括民營企業、個體戶，超過1.6億。民營企業家、個體戶都來自普通個體，超過4億人在私人市場主體中工作，大部分家庭財富來自其中。民營企業、個體戶背后的財富與權益，就是千千萬萬家庭和個人的財富與權益。

到2023年的今天，人們不必再談私色變。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明白，保護民營企業就是在保護我們自己。毀滅民營企業就是在毀滅我們個人的財產與自由。發展民營企業就是在擴大我們的財產與自由。

為什么還有人反對民營企業？

80年代改革開放早期，反對民營企業的聲音很大，打棍子、扣帽子令人毛骨悚然，城市手工業者、商販經常東躲西藏。90年代國企工人下崗潮，也有人反對民營企業，但這些反對者都被歷史的車輪碾壓。到今天，網絡上出現了一股打擊民營企業家、恢復計劃經濟的逆流。馬云外灘演講是一個拐點，這些人借勢起浪。其實，就憑這些人扣帽子、打棍子嚇唬不了人。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這股風氣會起來？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民營企業習慣了看風向，看到這股風向就會思考背后的問題。這才是動搖民營企業信心和預期的根本因素。

民營企業是我們個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的載體，我們通過企業創造財富不是靠偷竊、搶劫、貪污，而是自由公平競爭。企業去融資、投資、雇傭、生產、交易、經營，實際上用“價高者得”的公平競爭規則去配置資源。但是，盡管這種規則是公平的、自由的、自然法賦予的，而且是絕大多數人受益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它。

早期歐洲歷史上的海盜、馬匪、山賊、流寇、國王都不喜歡商人，更不喜歡交易規則。這些勢力屬于掌握強制力量的特權階層，他們不以交易為生，而是靠特權獲取利益。簡單來說，能搶奪何必交易。經濟學家奧爾森認為，流寇轉變為坐寇，說明國家開始產生。這其實是國家市場化的開端，政府力量開始參與市場交易。現代政府更是以交易為生，支持市場經濟，一邊納稅一邊提供公共用品。以交易為生的人會更支持市場，特權階層的人、特權思維的人更易反對民營企業。一旦后者重新掌握了游戲規則的制定權，市場效率就會大大下降。所以，要打破壟斷、強制和特權，讓更多的人包括公共部門，都納入到以交易為生的增益規則之中。

自由競爭的規則也是一種殘酷的規則，有人朱門繡戶、富有四海，有人失業、破產、無立錐之地。自然法保護按照公平競爭規則獲得的一切財富，同時也默認貧富懸殊的存在。因此，他們可能會將矛頭指向民營企業和自由市場。實際上，這個問題應該由政府來解決。政府既是市場交易的參與者，也是公共用品的提供者（將來二者合一），需要提供更多的住房、失業、養老等社會保障，進而維護這個基本規則。而保護自由市場、民營企業，其實就是保護我們個體的權益。